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勇敢的机要译电员

发布时间:2017-10-14  来源:未知  作者:童话故事

丁宁,原名穆文华,1925年4月出生,河北省无极县人。1939年8月,考入无极县第八抗日高级学校读书,开始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。1940年6月,担任无极县中河流村妇女抗日救国会副主任。1941年6月,在河北定县考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附属中学。1942年1月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3年2月,随抗大二分校附中奔赴延安。1943年5月,进入陇东合川县抗大七分校学习,担任班长、排长、分队长。1945年6月,调到延安中共中央机要科译电组,担任译电员。1946年1月,与中央机要科的程浩结婚后,随中共代表团赴重庆,担任与中央联络的机要译电员。1946年5月,与程浩跟随中共代表团赴南京,继续担任机要译电员。

1946年11月,与程浩受周副主席派遣,随中共上海局领导钱瑛赴上海从事地下工作。1947年1月,与程浩受中共上海局派遣,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;同年8月底,受中共上海局调遣,返回上海。1947年9月,与程浩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,负责中共上海局与中央的机要联络工作。1949年4月,受中共上海局紧急派遣,冒险突围到南京给三野和地下党组织送情报,出色完成任务。1949年6月,与程浩受中央组织部调遣,到北平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处机要科任译电员。1953年8月,受中央统战部派遣到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研究班学习,1956年7月毕业。1956年8月,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局档案处工作,曾任代处长。1970年1月,与程浩调新疆自治区革委会档案处工作,任处长。1980年3月,与程浩一同调北京,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档案室从事档案管理工作,司局级。1983年离休。离休后,从事抗大二分校校史的编辑工作。

问:您生长在抗日革命家庭,兄妹几人被称作“穆氏三杰”,还记得那些往事吗?

答:我父亲穆向荣是冀中地区的传奇人物。他生于1899年春,1938年正当壮年时,日本侵略者的战火烧到了冀中平原,华北沦陷。我父亲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:把自家的百垧良田变卖,毁家兴学,在村里建起了抗日小学。他说:“只要拥护抗日,无论贫富,都可以来上学,不能让孩子们忘了自己是中国人!”因为他这句话,附近几十个村庄的孩子都来抗日小学免费读书,是冀中地区有名的新式学校。

日军知道我父亲反日,为八路军做事,因此恨之入骨。1942年5月,日军发动“五一”大扫荡,把我父亲抓到炮楼,逼着他带领全村人修炮楼。父亲宁死也不答应,日军就用酷刑“老虎凳”折磨他,还不给饭吃,致使他的身体遭受摧残。饿了四五天,眼瞅着快不行了,日军把他扔出炮楼。当时我父亲已经走不动路了,乡亲们赶着牛车把他拉回家。

我父亲有3个子女,大儿子穆兆泽,二女儿穆文卿,我排行老三。在父亲的带领下,兄妹3人先后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,在冀中地区被誉为“穆氏三杰”。

我哥穆兆泽,号穆老惠,参加革命后,随母亲改名丁冠英。他是兄妹中最早参加抗日斗争的。1937年参加革命,后在我父亲的抗日小学担任教员,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冀中根据地建立后,我父亲把他送去从事教育工作。

我姐穆文卿,1941年参加革命,1941年至1945年在抗大二分校附中、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一队学习。1945年至1948年在延安洛杉矶保育院任护士、护士长。1948年,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离开陕北,她作为特别护理跟随队伍到达西柏坡。后来,一直从事医务和政治工作。

1940年6月,我15岁时,被选为村妇女抗日救国会副主任,担任抗日小学教员,专门组织妇女群众识字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1941年6月,我收到哥哥来信,得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附属中学在冀中地区招生,我与姐姐一起投考,并参军入伍。

问:您与程浩结婚后跟随周恩来到重庆,其间经历了秦岭空险,可否谈谈感受。

答:1945年6月,我从甘肃陇东抗大七分校调到延安中共中央机要处。学习3个月后,分配到机要科译电组,担任译电员。那时,机要处处长是李质忠,机要科科长是程浩(陈慧连)。大家熟悉以后,一天,李质忠问我:“陈慧连要调走了,你们结婚吧。”我说:“我俩什么也没说过,怎么就结婚呀?”李质忠说:“回去考虑考虑吧。”

之后,我认真地考虑了此事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,1946年1月12日,经组织部批准,我和程浩结婚了,中央机要处为我们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。这一年程浩23岁,我21岁。

结婚前,组织部原打算派程浩和我去北平工作,但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原来,军调部(1946年1月13日,由国民党、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,简称军调部——整理者注)成立后,因工作特殊,只要男同志,不要女同志。軍调部非常希望程浩能去,他是负责晋绥战区的译电员,熟悉情况。只是我们刚结婚,就面临分离,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这时,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汇报工作,他提出:“我用一个换两个如何?程浩夫妇跟我去重庆中共代表团,我这边去一个单身的。”叶剑英与军调部同意了。

临行前,考虑到国统区工作的复杂性,我丈夫改名程浩,我改名丁宁。

勇敢的机要译电员(2)

1946年1月29日,周副主席带领我们一行18人乘坐美国飞机,从延安出发赴重庆。由于天气恶劣,当晚降落西安。第二天早上,从西安飞重庆。不料,飞机在飞越秦岭时遇险,当天中午飞返八路军西安办事处。

办事处的同志给我们准备了晚饭,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纷纷,对飞机上的惊险场面心有余悸。这时,周副主席走进来,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。大家围上去,争先恐后说着自己的感受。周副主席微笑着,耐心地讲解应对飞机颠簸的经验,他的关心、镇定和亲切鼓舞了大家,气氛变得愉快起来。周副主席还一个一个地询问,身体怎么样,在飞机上呕吐了没有,等等。问到我时,他和蔼地说:

“小鬼,你害怕没有?”

我说:“我没害怕。”

他问:“为什么没害怕?”

我说:“因为我不知道那是降落伞,背它起什么作用。当我注意到小扬眉在哭,还听到李金德说‘我抱着你,我们两个一块儿。’我还不知道要跳飞机,心想他俩一块去哪里呢?”

周副主席哈哈大笑,对大家说:“丁宁同志说得好,不知道就不害怕了,这也不错。”

问:1946年4月8日,王若飞、邓发、叶挺等人从重庆回延安,您记得临别时的情景吗?

答:1946年4月8日,中共代表团就国共谈判中关于部队整编等重要事项,必须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。王若飞、秦邦宪、邓发、叶挺一家等13人,准备搭乘美方飞机回去。

我当时已怀孕,要到医院检查身体,因顺路,邓大姐让我搭乘送同志们去机场的车。那是一辆卡车,上面放了不少行李,同志们就坐在行李上。王若飞主动招呼我坐下,并嘱咐我要多保重。車开动后,王若飞谈兴很高,他讲自己在苏联留学的事情;讲在狱中如何与敌人斗争,如何把特务打了一顿;讲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;还讲到他的夫人李培之及儿子毛毛(王兴)。我入神地听着,心里更加敬重他。

快到机场时,一旁的邓发提醒道:“小丁,快到机场了,你跟我们回延安呀?”大家被逗笑了。我说:“邓校长,这会儿叫我回延安就好了,我真想回延安呢!”邓发在延安时曾任中央党校校长,我习惯称他邓校长。

分别时,大家紧紧握手,依依不舍。王若飞说:“小丁,延安见,下次见面接着给你讲。”邓发挥着手说:“小鬼,放宽心,延安再见。”我走到小扬眉跟前,安慰她说:“这次有你父母陪同,坐飞机不怕了。”叶挺出狱那天,曾给同志们发了糖果,趁此机会,我对他也表示感谢:“叶将军,你给的糖真好吃。”

不曾想,飞机失事,同志们全部罹难。那天,是中共代表团成员最黑暗的日子。晚饭,大家都没吃。夜晚,人人难以入眠。

问:听说在您怀孕期间,同志们给了不少照顾?

答:1946年5月,国民政府还都南京,中共代表团也要随迁与国民党继续谈判。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批去南京,一部分同志乘船,一部分同志乘飞机。5月3日,国民党给代表团准备了两架飞机,一架由周副主席带队,一架由董老带队。我有孕在身,组织上照顾我,让我随董老一行乘飞机。不料,飞机刚起飞,就出了故障,赶快折回来,第二天再飞。

坐船去南京的同志很辛苦,途中因撞船,报务员叶晋之(著名历史学家叶蠖生的女儿——整理者注),不幸坠江牺牲。

到达南京后,周副主席将机要科人员安排在他的办公室楼上。机要科24小时工作,为了不影响周副主席和邓大姐休息,晚上工作时,大家不穿鞋,光着脚。

南京是个火炉,天气炎热。机要科在楼上,本来就很热,为了保密,不能开窗户,无论白天夜晚都用厚厚的窗帘遮着。为了降暑,我们把脚泡在凉水盆里,男同志打着赤膊。

一天,邓大姐敲门进来,看了一眼,一句话没说,转身就走了。没过片刻,门外又响起了脚步声,有人在说话。“哎,好像是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的声音。”我小声地说。大家停下手里的工作,抬起了头。门推开了,周副主席和邓大姐手里拿着大茶壶和杯子,两人乐呵呵地进屋。程浩赶快接过他们手里的东西,有点不好意思地说:“副主席,您瞧我们这样,太不文雅了。”几个男同志慌忙找汗衫往身上套。

邓大姐拦住大家,说:“辛苦了,这么热的天,大家休息休息,先喝点菊花茶,解解暑。”

“你们是干保密工作的,要注意安全,我住在楼下,给你们放哨!”周副主席风趣地说。

那段时间,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经常泡菊花茶、煮绿豆粥,亲自送到机要科。

代表团成员的关系特别好,亲如一家人。团里有好几位孕妇,只有我是生头胎,没经验,全靠大姐姐们帮助。只要我一出机要科,她们就围着我,问长问短:“哎呀,预产期是哪一天呀,怎么样了,有什么感觉啊,小孩子的衣服准备好了吗?”

我不会做小孩子的衣服,也没有东西可做,除了铺盖卷,就是常穿的几件衣服。于是,邓大姐把她的几件新旗袍拿出来,董老的爱人何莲芝则帮我缝制婴儿衣服。

勇敢的机要译电员(3)

廖承志夫妇也很关心我。廖承志喜欢开玩笑,逗我开心。夏天,我穿着旗袍,站在坡上,肚子挺大了,廖承志把我肚子拍拍说:“你这习惯要收着呀。”

10月4日,初秋时分,气候宜人。这一天,邓大姐兴高采烈地对大家宣布:“今天,我们中共代表团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。程浩与丁宁的孩子出生了。”

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到医院看望我。他们高兴地抱着孩子,不停地用手抚摸他的小脸蛋。

邓大姐说:“这是革命的宝贝,就叫宝宝吧。”

问:在上海从事地下机要工作,您与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主人公原型一起战斗过?

答:1946年11月,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伪“国大”,国共关系破裂,和谈失败。周副主席派我和程浩去中共上海局,继续从事译电工作。

1947年1月,我和程浩由中共上海局派遣到台湾建立秘密电台。我化名李冰玉,程浩化名邵祥云。8月,因保护人被捕,上海局通知我和程浩返回上海。

我俩仍然从事机要工作。程浩负责译制党中央来往电报,我带着孩子,隐蔽性强,担任机要交通。在白区工作,为了安全起见,都是单线联系。程浩这条线的工作流程是:李白(原名李华初,曾用名李朴,化名李霞、李静安。湖南省浏阳县人,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,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1934年6月在江西瑞金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,结业后分配到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,参加了长征。全面抗战爆发后,李白受党组织派遣,化名李霞,赴上海担任党的秘密电台的工作。1942年9月,李白与妻子裘慧英不幸被日军逮捕。

1943年5月,经党组织营救获释。抗战胜利后,李白到上海继续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。1948年12月29日深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,1949年5月7日牺牲。他是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人物——整理者注)收电后,交程浩译电;上海给党中央的情报,经程浩译成电码后,送到李白电台和秦鸿钧电台发往中央。中间互相传送电码,单线联系,不固定传送,以防万一有人被捕,暴露组织。我和李白的妻子裘慧英是单线联系传送人,接头地点大多在虹口公园(今鲁迅公园)门口,距离李白住所黄渡路107弄15号不远。

1948年12月29日深夜,李白被捕,程浩和我并不知道李白电台已被破坏。第二天,正是我与裘慧英接头的日子,地点虹口公园。我们的接头暗号:右手捏右耳的下垂。

清晨,我按时来到虹口公园,慢慢地朝接头地点走去,并警惕地观察着周围,仔细寻找“右手捏右耳下垂”的人。接头时间越来越近,却没见到接头人。我有些不安,转身往回走,隐约觉得有人跟踪,但不敢多看,而是加快脚步,东拐西绕地回了家。

一连3天,我都早早来到虹口公园,却始终不见交通员。但最后这天,出现了意外。

我在接头地点附近走来走去,不时地看表,这个时间逛公园的人很少,加上时局不稳,平时也很少有人出来闲逛。我假装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过往行人,总觉得附近有双眼睛盯着我。我心里有点不安,嘴里哼着戏文,慢悠悠地往公园外走去。果然,发现不远处有人跟着。我加快步伐,那人也快步跟上。我慢下来,那人也慢下来。我想坏了,被特务跟上了,一定要甩掉他。如果我不能在规定时间回家,程浩一定知道出事了,他们会立刻转移。最坏的结果,即使自己被抓,也不能连累其他同志。

想到此,我定下心神,快步往电车站跑去,特务也飞奔过来。等他快到跟前時,车站已有许多人,这时我突然一个转身,与特务打个对脸。我揪住他,喊道:“流氓,耍流氓呀!”等车的人涌了过来,特务被突如其来的行动给闹蒙了,脚步也踉跄起来。人们开始推推搡搡,喊叫着:“光天化日,好大胆。瘪三,打流氓呀!”特务被围起来,只得使劲挣脱,往人群外挤。可围观的人很多,他挤不出去。这时电车到站,顺着上上下下的乘客,我赶快挤上车。特务还没缓过劲来,电车开走了。

我有意多坐了几站才下车,确定无人跟踪,再换车回家。我冲到屋里,看到刘长胜(时任中共上海局副书记)正跟程浩说话,他们一直在等我。

听完事情经过,刘长胜说:“李白同志一定是被捕了,他太太也一定受到特务的监视。现在看来,李冰玉(我的化名)同志应当马上转移。”。

随后,我和程浩又搬家了。

“文革”中,裘慧英受到冲击,有人污蔑她在1948年12月29日深夜被捕后叛变,到北京找我外调。那时,我也受到批判,但我坚定地对调查人员说:“你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,裘慧英没有被捕,更没有叛变,我可以证明。”

我为裘慧英写了一份证明:“裘慧英同志没有被捕,更没有叛变,是坚定的中共地下党党员。当年是我与她接头。”

问:上海解放前夕,您冒险出城送情报,请讲一下事情的经过。

答:1949年3月,上海解放前夕,国民党军队对全城实行宵禁,进出城区的人必须接受严格盘查。大街上,每天都在杀害共产党人。

勇敢的机要译电员(4)

3月17日,上海局秘密电台所在地遭国民党特务破坏,报务员秦鸣钧、联系电台的张困斋(张承宗之弟)先后被捕牺牲。党中央和华东局非常关心上海地下党,指示刘长胜、张承宗等人撤退。但二人认为,解放军渡江战役即将打响,上海地下党工作繁重,任务紧迫,决定妥善隐蔽,留沪指挥。

刘长胜与程浩商量,将党中央的电报和情报尽快送往南京。另外,为南京地下党组织带去经费,建立地下电台。程浩提议:“此次任务紧急重大,还是派我爱人去吧。一来李冰玉是经过白区工作考验的老同志,对敌斗争胆大心细;二来她对党忠诚,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及钱瑛大姐都了解她。”

刘长胜同意了。当天晚上,程浩向我谈了组织的决定:“这次任务重大,不宜单独行动,组织上派庄佩林与你一起走,有事也好商量。另外,上海局派庄佩林到南京地下组织从事译电工作,你要负责教会她。”我一口答应:“你放心。”

如何出城?程浩想了一个办法,他说:你带上小敏(二儿子),把密码、情报用油纸布包好,塞进他的尿布里,至于金条……”我灵机一动,抢过话头:“我缝进呢子大衣的垫肩里吧。”

3月19日清晨,我俩仔细检查了准备工作。临行时,程浩又嘱咐:“万一出事,采取紧急措施,毁掉尿布,拼死保守党的机密。”

我抱着儿子小敏,带着庄佩林来到上海火车站。站岗的宪兵斜着眼上下打量我们,我拿出组织上事先准备的地址递给宪兵,又打开小敏的小被子,故作夸张地对庄佩林说:“你看,我说在车上换一次尿布,你说不用,瞧,屎都出来了。”

庄佩林也假意抱怨:“谁让你没完没了地给他喂吃的,小孩子是直肠子,那还不是吃了就拉嘛。”

宪兵一听,捂着鼻子,连地址也顾不上看,急忙打发我们走。我们走进车站,直到瞧不见站口的宪兵,才长舒一口气。

4月7日中午,我们闯过道道关卡,终于顺利到达南京。

问:您带着孩子出色完成任务,程浩对此如何看?

答:到南京与我接头的人是地下党南京市委委员史永,见到我们,他又惊又喜地说:“听说上海宵禁,我们正担心密电码怎么送出来。没想到,上海地下党派的是女同志,还带着孩子,了不起。”

我来不及和史永多说话,提出尽快执行任务:一是找地下交通,把密电码和中央给刘晓(时任中共上海局书记)的指示转交江北三野司令部,且务必在今天晚上送到;二是转交南京地下党的活动经费;三是立即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。

在史永的带领下,我们赶到长江边三野司令部临时接头地点。同志们听说我们把密电码藏在孩子的尿片里带出上海,又是赞许又是敬佩,都说:“咱们的小家伙给解放南京立下大功了。”

到达南京的当晚,三野与上海的机要通信就建立起来了。在上海的刘长胜、程浩收到三野司令部给刘晓的电报后,知道我们已经完成任务,非常高兴。

第二天,我与陈修良(时任南京市委书记)在约定的地点见面。我向她转达了刘长胜书记的指示,并上交两根金条。陈修良对我冒险从上海往南京送情报给予高度评价,嘱咐南京地下党同志积极配合我的工作。

对于我冒险出城送情报的事,我丈夫程浩曾给予了中肯的评价:“李冰玉同志冒险从上海往南京送情报,是为了转移,也是迫不得已。当时南京、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政权马上就要失败,一片白色恐怖,革命者每天都在流血。中共上海局为了与三野司令部、南京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,想了许多办法都不成功。当时有地下交通共计5人,因为责任重大,必须非常可靠,这样的人找不到。换句话说,就是有人怕死,不敢去,在革命的紧要关头,成了软骨头。李冰玉同志冒险出城是九死一生,如果敌人搜出了密电码和情报,3人都得牺牲。李冰玉同志勇敢地接受了任务,是一位经受了生死考验的共产党人。”

1949年6月4日,我们一家在解放后的南京相聚。第二天早上,司令部来人,通知程浩到二野司令部看中央给他发来的电报。电报是童小鹏发的,电报内容是:“速来北平,到组织部报到,工作、学习。”

据童小鹏说,这是周副主席亲自布置的。